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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国务院港澳办原常务副主任陈佐洱:香港“不去殖民化,反而去

2019-11-06 19:07:39   人气:2756

“家庭事务、国家事务和世界事务都影响着我对香港和澳门的感情。我每天都看新闻,尤其是从今年六月开始。我一直在关注香港的局势。”

近日,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前执行副主任、全国港澳研究会成立委员会主席陈佐洱在接受《政治事务》专访时表示。

陈佐洱生于1942年,曾任中国新闻社福建分社社长和总社港澳台事务部主任。1987年底,他因在一次破冰之旅中接待两岸新闻同行的出色表现而被调到国务院港澳台办。1994年3月,即香港回归中国的三年零四个月前,他从港澳事务办公室出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国常驻代表,专门负责讨论香港移交权力的具体问题。3月11日,他带着妻子和一只来自北京的大白猫飞往香港,这只猫日夜生活在一起。

在中英会谈的最后几天,陈佐洱代表中国领导人谈了14个问题。最近,他的纪实文学《回归香港:经历中英谈判的最后1208天》的重印本和反思文集《我对香港和澳门的感觉:路与思》已由中国文史出版社相继出版发行。

陈佐洱被称为“强硬但合理”。外国媒体也称他为“香港回归中国的第一谈判者”。“外交是一个不流血的战场。我代表最高的国家利益。当然,在与对手竞争时,我也必须控制我的外交风度以及我的前任。”陈佐洱对“政治事务”说。

谈到香港目前的情况,他说香港一直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香港的年轻人应该更多地了解他们父母在殖民统治下的痛苦历史。今天,立足香港,拥抱祖国,放眼世界,我们一定会取得巨大成就。

关于担任港澳事务办公室工作的思考

“现场录下邓小平同志最后一次关于香港问题的公开讲话”

政治事务:你在新闻界工作后是如何获得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的职位的?

陈佐洱:1987年3月,我以中国新闻社福建分社社长的身份来到北京,同时担任总社港澳台事务部主任。9月,台湾“自力更生晚报”派出两名记者前往大陆报道这一事件。这是台湾记者在两岸隔离38年后首次公开访问大陆。在中国台湾事务办公室的领导下,中央通讯社决定派我和几个同事去接待他们。

两名台湾记者于9月14日下午从东京出发,经上海飞往北京。已经是15日凌晨了。那天晚上,我们到达首都机场,等待许多国内外记者。机舱门一打开,台湾记者朋友就和我握手,抱歉地说:“我让你久等了。”我走上前去说,“欢迎,欢迎。我已经等了你38年了!”

这句话立即被现场的记者捕捉到。世界各大媒体都做了引人注目的报道,引起了国内外的一些热烈讨论。这句话当时就感觉到了,脱口而出。后来我听说邓小平同志让我放心了。

在那之后,几个中央政府单位想调动我,但我选择了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因为根据工作年龄,香港仍然可以在10年后回归祖国。

政治事务:你在《回归香港》一书中也描述了你参与起草《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情况。具体流程是什么?

陈佐洱:把香港放在国际国内规划的大局中,是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长期执政的重要方法。它体现了成熟的政治智慧和创新的实践方法。历史证明这是完全正确的。

八十年代,邓小平同志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最终通过与英国的谈判解决了香港回归祖国的历史问题。《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中国开始起草这项史无前例的法律,将香港回归后的一系列相关政策安排具体化和合法化,或根据宪法制定的“一国两制”的基本国策,根据香港的历史和现实具体化和合法化。

我到港澳事务办公室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侯莉秘书长和鲁平秘书长的领导下负责起草委员会秘书处的相关事务。

政制事务:我们留意到邓小平在基本法草案完成后的第二天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演辞,这是你录下的。

陈佐洱:1990年2月17日上午,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起草委员会全体成员和工作人员。邓小平同志很高兴听到基本法草案的每一项条文和附件都是以三分之二多数无记名投票方式通过的。他立即发表了一篇打动他的演讲。他说,“经过近五年的努力,你已经写出了一部具有历史和国际意义的法律。说它不仅对过去、现在,而且对未来都具有历史意义;谈到国际意义,不仅对第三世界,而且对全人类都具有长远意义。这是一部创造性的杰作。”

邓小平同志讲话开始时,副秘书长鲁平示意我把它写下来。采访一结束,我就从笔记本上撕下抄本,让鲁平检查一下。然后我召集了在场的中外记者,大声朗读并逐字核对。中午,我又看了一遍抄本,考虑了段落和标点符号,在秘书长侯莉再次审查并批准后,把它发送给新华社进行全面广播。这是邓小平同志关于香港问题的最后一次公开讲话,现已收入《邓小平选集》第三卷。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历史文件。

论香港谈判

“突然,我接到中央打来的电话,指示我立即与英国讨论先头部队提前到达香港的问题。”

政治事务:你成为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国常驻代表后,参加了哪些具体谈判?

陈佐洱:中英联合小组是一个临时外交机构,专门处理“香港回归”的具体安排,有不同的专家组。我曾担任14个专家组的中国组长。我主要谈了国防和公安的移交、预算编制、政府资产的移交、终审法院的准备、香港永久性居民的身份识别、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的制定和签发、海洋环境保护和公积金制度的建立等问题,最后与英方达成共识。

政治:你认为最具挑战性的谈判是什么?

陈佐洱:最具挑战性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先头部队推进了谈判。1997年6月,有关移交各个方面的重要谈判基本完成,移交仪式的细节仍在讨论中。

6月16日早上,我突然接到中央机关的电话。外交部副部长王英凡说:“陈佐洱,我会在钱其琛副总理办公室给你打电话。”我奉命率领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国防和公安专家组,立即与英方讨论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提前进驻香港的问题。他说,北京和深圳的专家已经在路上了,人们会传达具体的计划,只要是在底线之内,你就有权当场做出决定。

他最后强调,“时间不多了,我们一定会在一周内与英方达成协议。”关键是-快!"

政治:为什么这么紧急?

陈佐洱:最初,人们普遍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应该在7月1日00: 00香港回归中国时进驻。1997年5月4日,中央领导在听取报告时发现上述计划存在严重缺陷。如果中国军队直到7月1日午夜才进入香港,将需要2到3个小时才能到达营地,这意味着在驻军到达之前,香港将处于防御真空状态。此时,中英两国领导人正在世界瞩目下举行交接仪式。

中央领导人已经指示,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不允许有任何错误。刚刚回归祖国怀抱的香港,一刻也不能不受保护。它必须立即组成先头部队,在7月1日午夜前携带武器装备进入香港,以确保它能够有效地履行整个香港的防务职责。

政治事务:当时英国人是怎么想的?

陈佐洱:很明显,在最后一届政府执政期间,英方在捍卫所谓的“体面撤退”,并全面抵制武装解放军的先遣部队。

政治事务:你是如何开展工作的?

陈佐洱:接到任务后,我和我的团队立即在屏蔽会议室研究了这个计划,彻夜未眠。第二天早上,谈判开始了五天五夜。白天,嘴巴被烤焦,舌头干燥。晚上,举行会议,并发送报告征求指示。中央政府的两个部门和一个办公室的负责人密切关注着白天的战争形势。晚上,特别是在晚上的后半段,在收到我们的紧急电报后,他正忙着学习、起草批准文件和运行标志。

17日上午,我首先向英国通报了先头部队提前到达的五个方面:人数、路线、营房、时间和装备。不出所料,阻力很大。经过三天的谈判,从高层计划到中层计划和几个底线计划,我们仍然没有得到我们最需要的东西。英方拒绝让先头部队进入香港岛,也不希望中国士兵在过去几个小时出现在熙熙攘攘的市区和交接仪式场地附近。英国代表是巴尔亚伦。他特别强调,他不能进入英国总部威尔士王子大厦。我特别强调,英国总部离举行交接仪式的展览中心非常近。如果解放军不加入,零点防御责任将大大减少。

第四天中午,中国专家组在吃饭时举行了一次内部会议。我决定改变强硬立场,创造一个相互要求的局面,让总参谋部周振远大学校下午一恢复就“开火”:“请问,英国军舰及其军官将如何在7月1日午夜后离开中国领海和领空?如果没有中国的合作,你的“体面撤退”将彻底失败!因为中国可以有礼貌地或在全世界媒体的注视下送他们,它可以要求英国军舰甲板上的所有枪支都要带上枪支,所有官兵、他们的武器和行李都要接受严格的安全检查……”

周高中说的是实话,但对英国方面来说,这非常令人沮丧。但是到了晚上,他们还是分手了。

在香港工作期间,陈佐洱在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国代表处工作

政治事务:协议是如何结束的?

陈佐洱:我和博伊兰走在两个代表团的最后。他用英语轻声问道:“我们能再谈一次吗?”我们回去,发现了一个有三四平方米碎片的小储藏室。没有灯光,没有助手和翻译,没有录音,但是可以感觉到彼此的存在和呼吸。博伊兰直率地问我:“中国还能做些什么来放松呢?”

由于我每天都与中央政府保持着频繁的联系,我思考后回答道,“中国可以做出两个更重要的让步:第一,它可以放弃开车进入位于九龙市区的枪会山军营,但英国总部和港岛斯坦利军营必须进入。第二,我们可以减少先头部队的数量。”我用非常真诚的语气强调:“前提是英方也必须灵活!”

我听到博伊兰吐了口气,长长地“啊哈”了一声。我认为,中国的这两种松动可以揭开僵局。

果然,气氛在21日突然改变,双方很快就先遣部队进驻石岗、周树、威尔斯亲王大厦和斯坦利军营达成协议。就人数而言,中央司令部的底线是500人。我认为无论序列的数量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9都是数量中最大的。我咬牙切齿地说,“509人,这是中国能做出的最大让步。”

这时,杨建华参赞递给我一张纸条,并提出了一个巧妙的建议。零点展览中心举行了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它还可以同时在威尔士亲王府安排两支军队之间的防务交接。双方都有尊严欢迎和发送。我立即请他说话。英国代表团成员听到后,博伊兰要求他的助手接管中国的“509保护计划”,并表示将立即向伦敦报告。

结果,全世界只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了6月30日晚解放军接管英国总部的场景:23时53分,一名身材魁梧的解放军中校和一名英国中校带领他们的国民警卫队立正,用枪相互敬礼。英方首先向报告致敬:“威尔士亲王军营现在准备好了。请接受它。我祝你和你的同事好运和一个顺利的开始。先生,请允许我解雇威尔士亲王兵营警卫。”如果中国的声音洪钟回答说:“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香港的军营,你可以被解雇,我们将开始我们的岗位。祝你一路平安。”然后两名肩上扛着步枪的中国士兵向军营门口走去。

1997年7月1日0点,当五星红旗在中英交接仪式的会场飘扬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也从南到北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防务岗位上肩负起了神圣的责任,面临着洗刷历史耻辱的风暴。

政治事务:交接时你的心情如何?

陈佐洱:在1208天的最后一分钟,在香港交接仪式的会场上,我昂首挺胸地站着,目不转睛地看着英国国旗的降下,然后又看着五星红旗冉冉的升起。与此同时,我在心中奏起了神圣的国歌,迎来了中华民族155年的奋斗和期待时刻。

此时此刻,我找不到“眼里的泪水”和“激情澎湃”的狂喜。我只是默默地对自己说,“我这样做并没有降低我的使命!”

论“一国两制”

「中央政府不断探索和推广管治香港的好政策,并取得了很多经常性的认识和有用的经验。」

政治事务:作为证人,你在新书《我对香港和澳门的感觉》中多次阐述了你对“一国两制”的理解。你能谈谈这个话题吗?

陈佐洱:这本书是我多年来在实施“一国两制”的道路上的思考和学习经历。自1997年7月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和《基本法》实施以来,已有22年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已经成为现实。

“一国两制”是和平解决香港未来问题的最佳途径。这也是香港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这是国家治理中前所未有的创新。这也是任何国家执政的共产党过去都没有做过的事情。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从整个中国近代史来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从香港过去一个世纪的变迁来看,没有共产党就不会有“一国两制”,没有“一国两制”,香港和澳门也不会顺利回归成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一个时代的进步总是以基于主要实践的理论创新为指导。“一国两制”为实践和理论创新提供了非常广阔的空间,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重大课题。

1996年,陈佐洱向媒体介绍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的优点,并呼吁英国尽快给予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免签证入境待遇。

政治事务:你对过去22年“一国两制”的实践有何看法?

陈佐洱:香港回归后,中央政府一直密切关注“一国两制”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它不断探索和推动“一国两制”的实施,为香港适应发展和变化提供良好的管治方式。它获得了许多常规知识和有用的经验。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把“维护港澳长期繁荣稳定”定义为“新形势下党执政面临的全新课题”。十七大报告指出,“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新形势下党执政面临的重大问题”。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指出,“中央政府对港澳各项政策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权益,维护港澳的长期繁荣稳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还提出,应支持香港和澳门融入国家的整体发展,重点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粤港澳合作和泛珠三角地区合作。全面推进内地与港澳互利合作,制定和完善促进内地港澳居民发展的政策措施。上述论述反映了党的执政港澳理论和实践的不断丰富和深化。

政治事务:2014年,你说国家和香港“不能平等”。当时,它成为香港的热门话题。背景是什么?

陈佐洱:2014年,国家新办发布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白皮书。我在香港的一个论坛上宣传白皮书,指出有些年轻人对《基本法》和“一国两制”有错误的理解。

为了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和基本法,保证它们不变、不动摇、不变形、不偏离这一模式,必须把握三个原则,即“三个不能平起平坐”。

首先,“一国”和“两制”不能平等对待。“一国”是实施“两制”的前提和基础。如果忽视“一国”,就不能提到“两制”。第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能平等对待。国家的主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保留下来的香港和澳门原有资本主义附属于国家主体。第三,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香港和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不能一视同仁。前者是国家最高优先事项,而后者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但毕竟是一个区域性事件。

论香港青年

「近年来,香港的一些事件经常发生,年轻学生被骗和引诱。我感到非常难过。”

政治事务:你认为香港自六月以来的情况如何?几年前,你曾说过,赢得香港市民支持的关键在于赢得年轻人的支持。你认为香港现在的年轻人怎么样?

陈佐洱:香港回归后的每一次政治动乱都集中在政权属于哪一种政治权力上。今年6月以来发生的事件也不例外。问题的实质不是民主是否需要,民主是少、多、慢还是快。目前,香港的首要任务是制止暴力和恢复秩序。“用苍蝇摇树不容易”!

在许多港澳事务中,我特别关注香港的青年和教育。据我所知,香港的青年人自古以来就充满抱负和活力,继承了“狮子山下”的精神。然而,近年来,香港的一些事件经常发生,年轻学生被蒙骗和引诱。我感到非常难过。这背后的教育问题“不是殖民,而是中国化”,是非常糟糕的,值得深思。

然而,我仍然对香港的年轻人充满信心和希望。香港一直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香港的年轻人一定会大开眼界,站在香港,拥抱祖国,放眼世界。他们应该记住他们祖先的痛苦历史和他们经历的曲折旅程。他们将变得更加成熟,并将在新的时代取得巨大的成就。

论外交认知

“外交是一个不流血的战场。虽然作战方法不同于上甘岭战役,但也是为了维护最高国家利益。”

政治事务:最近,彭定康经常出来表达他对香港事务的看法。你怎么想呢?

陈佐洱:他现在正在不列颠群岛胡言乱语,但这只是垂死的殖民者的呼声。

政治事务:一些媒体评论说,你在谈判中以“强硬但理智”著称。你怎么想呢?

陈佐洱:我经常说外交是一个不流血的战场。虽然作战方法不同于上甘岭,但也是为了维护最高国家利益。

我的谈判风格可能会让一些对手摸不着头脑,但我已经和他们达成了大多数协议。每次谈判,我都觉得我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和13亿人民支持着我。我心中有真理和道德。即使泰山加冕,也不可怕,我敢行动。

政治事务:你曾经说过“外交是妥协的产物”。你怎么理解它?

陈佐洱:这是纪鹏飞同志教的,1994年3月我来香港之前,他是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兼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他说:“记住,外交是妥协的产物,政治也是妥协的产物。”

作为一名外交官,必须置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在国家利益得到维护的前提下适当满足对方一些关注也是需要的,这是为了谋取国家更大更长远的利益。谈判结果是不可能一边倒的,假如是可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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